監所關注小組陳惠敏發言：
小組有三點要提出。
首先，所謂的監護處分，它不是只有在監督／監視／監管，還有「保護」的成分在裡面。可是從修法的內容方向，法案到底保護的是這位當事人，還是保護社會集體恐懼的感受，這是我們認為很有問題的。
第一點我要提出的是，「保安處分執行法」已經是一部很有問題的法令，它在這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什麼修過。兩個部分，一個是強制工作，一個是監護處分。「強制工作」的部分，10/12大法官就要召開言詞辯論處理這個議題了，第二個是你認為會有緊急危險、高度危險的人需要緊急監護、禁戒及強制治療。
在釋字471號解釋文裡已清楚表述，保安處分的宣告，要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不能不問行為人狀況就一律宣付。
我們再看看以雲林地檢署所做「97-106年地方地檢署辦理保安處分情形」（https://bit.ly/3BfuWCF ）來看，接受保安處分中的監護處分（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每年從156人到217人都有。今天大家眼睛看到的、心裡想到的，都會是不斷在眼前出現的重大社會案件的個案當事人，可是今天當這個法案通過的時候，會被處理的可能更多是竊盜案或其他案子的當事人。因此我們會要求說，假設今天要做緊急的監護處分，就必須要做些限定，比如說五年以上的重罪或者特定的罪名，才能啟動這樣的環節、考慮採取這樣的手段。我們要強調的是，以目前的版本一旦通過，他所鎖定的並不是我們以為所見、所想的這些人，而是會將更多人納進來。
在觸及司法精神醫學議題時，我們或許仰賴精神醫學來做鑑定、或是安置的處所和主要照護者。但是從鑑定的時機開始就一路延宕，包括沒有在距離事發較近的急性症狀發作時的偵察階段進行鑑定，而是要走到法院審理階段才做。鑑定的結果被當成是專家意見「參考」，和司法之間並不是夥伴關係，沒有平起平坐的彼此協商說服。遑論我們也在實際的案例（https://reurl.cc/DZmYVd ）裡看見，法院可以藉由筆錄一兩個字的「更動」，將受詞從無特定對象調整成有特定對象，從無法辨識到有能力辨識。愈往後走，精神醫學又在替司法不敢面對的整體社會恐懼的問題，做一個後續的接手，然而這個接手要怎麼做到所被期待的治療效果，在沒有完整體系（包括社區支持）撐起來的狀況下，其實是沒有保障的。整個精神醫學都在為司法服務。
最後一點，我想說的是，這個人有沒有問題，在台灣社會現在看起來是共識決。當一個人的存不存在，他有沒有能力、他的危險性有多高，是由大家來決定的時候，其實這個人早就不在了，早就被這個社會給殺掉了。
我們很理解也很強調這當然是一個很艱困的問題，但是艱困的問題不能用這麼隨便的方式來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