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臻庭
陳思愷律師今（10/29）天蒞臨小組，透過為自己個案楊先生撰寫大法官聲請釋憲的經驗，帶著大家循序漸進的了解「微罪撤銷假釋」當中的許多「眉眉角角」，試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去解讀受刑人的是與非。
在進入相關的討論前，需先讓讀者了解《刑法施行法》至今曾有過兩次重大修改，故以下會以舊（原）法、（民國）86（年修的）法、現行法為區分，以利了解。
約莫是三年前，思愷律師從事務所接到楊先生的案子，他過去因《肅清煙毒條例》而入監服無期徒刑，適用舊法——即入監後十年具假釋資格。楊先生服刑13年又9個月後終於假釋，爾後又因吸毒遭判3個月的有期徒刑，然而此時，他所面臨的卻是「25年不得假釋」再加上兩個月的刑期，這即是「微罪撤假」的真實面貌，現行法之下，更有未造成社會危害的微罪招致50年刑期的案例。
思愷律師坦言，他本身或許也有較為保守的觀念，當接下這個案子時，他第一時間的念頭是：活該。但，身為律師他需要捍衛的是當事人的權益，而非自己的價值觀，所以他仍然盡力提供服務，並決定提出大法官釋憲聲請。他說道，過去撰寫訴狀的時間約莫兩周，這次卻花了他將近一個月──這當中值得探討的法律議題，確實既深而廣，且是一般法科班背景的人也不會去碰觸的部分。
整體的論述以大法官聲請釋憲為主軸，由憲法第八條的人身自由，做為其他所有權利之根基為切入點，進一步說明「微罪撤假」基於當事人的立場所可能產生三個面向的瑕疵，分別是：信賴保護原則、一事不再理原則、法不溯及既往原則。
釋字681號指出：「假釋制度之目的在於……，以促使受刑人積極復歸社會。……如賦予以撤銷，再執行殘刑，非特直接涉及受假釋人之人身自由限制，對其因復歸社會而業已享有之各種權益，亦生重大影響。」意即，假釋的本質乃是促成受刑人積極復歸社會，然而以現行法為例，將一個人囚禁於監所25+25年，實際上剝奪了他人生，遑論復歸社會。並且這樣對於人身自由的嚴重迫害，同樣違背憲法對於「不能踐踏人性尊嚴」的精神。
接著，思愷律師以「三振法案」、「比較法觀點」、「平等權原則」來加以說明以上的論述。「三振法案」是現行法的內容之一，簡言之，一人若為重罪累犯、再犯重罪，便不允許其再有假釋機會。然而「微罪撤假」的事實卻是，無期徒刑犯若假釋，無論輕重罪，都進入「三振法案」的嚴峻結果之中。
比較法觀點則點出，德國刑法之無期徒刑執行15年後可以聲請假釋，同我國86法；日本刑法之無期徒刑執行10年後可以聲請假釋，同我國舊法。然而我國的現行法不僅須執行25年的刑期，且撤銷假釋後失去假釋資格，服完「殘刑」還要續接他刑。而日、德皆無此規定，兩國即使是撤銷假釋後的無期徒刑執行者，仍可爭取復歸社會的機會。可以見得，我國相關的法律十分嚴苛。
平等權原則以「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一以貫之，意即平等需由其本質出發，相同的事件相同處理，不同的事件就不同處理，並不一味杜絕差別待遇，而是禁止違法濫權的差別待遇，並以「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的達成，是否存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而定（釋字681）。」。
以本次的主題而言，「分類」上，有期徒刑與無期徒刑之間的撤銷假釋便存在著差別待遇，有期徒刑者可服完「殘刑」接續他刑，然而無期徒刑卻須再服完「一整個25年」（從頭來過）的刑期。且，無期徒刑做為終身刑，又何有「殘刑」可言？
接著，論「規範目的」，現行法為求殘刑執行之合理性，使殘刑與再犯刑期不得合併計算，加之對終身刑計算「殘刑」的弔詭做法，令無期徒刑犯的撤銷假釋帶來25+25年的重刑，立法目的並不符合重大迫切的公共利益，不具合理性。再者，以思愷律師的個案楊先生為例，更犯對自己施用毒品，危害程度不一，並非一經施用便達到對公共利益具有重大迫切危害的程度，此類案例應具有裁量空間，而現行法正不論輕重的將所有無期徒刑者一概而論，恐是「涵蓋過廣」且有違反罪責原則與比例原則的疑義。從嚴格審查（嚴密剪裁）的角度來看，實有疏漏。
而在憲法第八條人身自由這最重要的基本權利以外，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同樣有其他適用的憲法問題。以下皆以楊先生為例。其一是「信賴保護原則」，人因為法規而能取得某法律地位或預期利益，法規的變動不能對其有所侵害。而楊先生在犯罪的當時，預期的應是依循舊法，我十年後出來，就算再犯罪也還有出來的機會。然而現在卻今非昔比，便是信賴保護原則上的瑕疵。
其二，一事不再理原則，同樣一個行為犯罪發生，原則上國家僅能以此懲罰他一次。楊先生過去已經執行自己的刑期，卻要因為自己另行犯罪，而有疑似二度受罰的狀況發生，這同樣牽涉到終身刑之「殘刑」定義問題。
最後，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假設今天做了某事，爾後修法該行為為犯罪，但那不能用以懲罰過去做了某事的人。楊先生判刑、執行的時間點即適用舊法，如今刑法施行法一分為三，楊先生被迫適用到高達25年的刑期，是否有違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
在分享的尾聲，思愷律師強調，法律做為一門社會科學，並沒有正確答案，包括他的論述也是，只是他身為一位律師，只要有理可循，便會去捍衛當事人的權益。
小組理事長惠敏也接著說明，我國修定法條常以輿論為導向，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為例，十多年順應民情進行嚴苛的修法，將某類物質列為毒品，結果當年度用藥人數大增，難道是我國突然暴增了許多用藥人口嗎？非也，是制度的改變重新定義了相同的行為，從合法變非法。同理於假釋制度，紊亂而順從大眾的修法，無法切合實際的狀況做修正，往往要犧牲掉許多人。當個「正確」的人，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也並非漠視、排除掉這些「不正確」的人，他們或是我們就能夠好起來。
在小組了解到的無期徒刑撤銷假釋案例中，有三件已送大法庭解釋的程度，其中兩件甚至是為了《盜匪懲戒條例》——一個早已不存在的法與罪，那麼，他們究竟是要為贖什麼罪來獻祭自己25年的生命呢？這是小組始終難以理解的難題。同時，回應到思愷律師提及「施用毒品的罪刑重與否」的議題，惠敏分享自己撰寫博士論文時經歷的實際案例：殺人犯被判十年、吸食毒品犯被判十九年——而這背後代表的是社會價值觀在法律中的桎梏，對於毒品人們帶著根深蒂固的批判而不覺有深入了解的必要；但如果涉及殺人，至少還有人願意打破砂鍋問到底，或許落個「其情可憫」的下場。人們常認為法律能只針對行為給予論斷，實則不然，如同前述的《盜匪懲治條例》或是《流氓整肅條例》那都是帶有時代權威與當代特殊的反共社會氣氛而產生的法律，這樣的法，能夠純粹的論斷行為嗎？
小組一直以來對於假釋制度的核心討論在於，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手段？到底是復歸社會的方法？還是控制收容人的手法？而「它」又究竟有效嗎？矯正教化在愈發嚴苛的修法下，似乎正走在與其初衷漸行漸遠的路上，而這個部分，我們也將透過《監刑法》修正後的相關措施和實行狀況去追蹤與了解，尤其是對於假釋審查駁回的依據與具體查核情形。並且期待透過和法律界的合作能有更多的介入，並與受刑人有更穩定的連結，以期有更即時的處遇和協助，更希望透過舉辦講座這樣的形式，帶來更多的社會倡議和當事人現身，讓人們去了解這些人，也是溫熱而具體的生命。
會後在場的幾位與會者都與思愷律師有熱烈的討論，主要是針對法律邏輯上的論述，而如同思愷律師再三強調，這是他以律師的身分為當事人所提出的論點，甚至他自己也有較為保守的價值觀，但這並不能用來否定以上種種論述存在的事實。相對的，或許可以藉由碰撞去謀得一個折衷之道，如同行政院在17年的司法國是會就有提出針對假釋撤銷的問題，將其資格放寬到六個月以內免撤銷，也許不用到免刑，可以用強制工作或是給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權……等，這就是一點推動與進步，而需要更多的努力和修正。
惠敏也就此回答與會者對於「小組是以裁量餘地為主要的倡議嗎？」的問題，以現況而言，法官多有援用的慣習，若不能援用而以裁量為主，似乎會引發不同派別間的鬥爭和競爭，也可能因「一念之間」而招致爭議。故如同前述，小組還是希望藉由讓更多人參與、了解監所與受刑人的議題，讓他們能從模糊、刻板的陰暗想像中現身，成為一個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故事的真實存在，這也是每個身而為人者都應該具備的權利，而不是法律或是任何人施予的恩澤。
特別感謝慶鴻法律事務所陳思愷律師到小組來和大家分享。
圖/林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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