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上學期，因為監所勞作金的專題報告，陰錯陽差地認識了小組和惠敏老師，而這個暑假（2024年）是我第二次到小組實習。
從第一次接觸監所議題，我內心就有超多疑問，不外乎是為什麼有些人會犯罪？為什麼社會要將犯過錯的人排除在外？這些問題無可避免衍生出，為什麼勞作金低成這樣？為什麼不讓他們投票？為什麼假釋這麼難？與此同時，我們還期待他們對於社會保有希望，努力復歸社會。而在關心監所議題的同時，也會想知道，究竟我要如何看待監所同學？在監所裡的同學是壞人，在監所外的我們就是好人嗎？
於是我帶著這些問題到小組實習，在實習過程中，每天要處理海量的信件，將通信計畫的信件妥善寄給寫信志工和監所同學，並整理寫著各種疑難雜症的陳情信，陳情信的內容多為不予許可假釋、三振法案、微罪徹假後應該要採取哪些動作等等。除了信件外，也比較了各國勞作金現況，發現德國在監所同學復歸社會上面，做了許多努力，並且肯認勞作金是重要的一環，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旁聽投票權開庭，同時看了許多小組專案當事人的資料後，發現每個當事人背後都有很不一樣的故事，也看到個人面對體制時的渺小。
暑假實習期間，各個來自不同領域的夥伴，帶著各自所學和觀點，在小組內彼此討論和交流，我本身主修為社會學，在討論的過程中，我發現儘管法律有時看似執著於小細節，但在推進議題上會是一個很實用的工具。
除此之外，我覺得在實習過程中很大一部分都在自我反思，我應該如何看待同學，我又應該如何看待自己，我曾經以為可以透過對各個議題的了解，回答心中的疑問，但隨著實習結束，我依然不敢說我懂監所，我帶著問題來，也帶著同樣的疑問離去，只是這次我知道，或許我並不需要給出一個非黑即白的答案，他們是帶著疑難雜症來信到小組的監所同學，而我是來自大學校園的同學，或許我們同樣都是同學，也都是生活在相同社會的人，對於每個同學好像都沒辦法去脈絡化地概括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
在小組實習的時光，幾乎填滿了我的暑假，不論是處理信件、查看專案資料、與實習夥伴、惠敏老師聊天交流都可以獲得有趣的觀點或是新發現，總之在小組實習很開心，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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